My career switch from psychologist to open-science advocate
原载于《自然》（Nature）杂志“职业特征”栏目的报道，讲述了一位科学家不寻常的职业转型——凯利·科比（Kelly Cobey）如何从一名社会心理学家，成为抗击掠夺性期刊、捍卫开放科学的领军人物。
她的故事，始于一个开放获取研究如何直接改变患者命运的真实案例。
还记得你第一次为了一篇论文付费下载而头疼的经历吗？对于罕见病患者珍娜·凯恩德尔（Jenna Keindel）而言，一篇免费开放的论文，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。
2019年，患有肢带型肌营养不良症（LGMD）的Jenna Keindel，在社交媒体群组里发现了一篇开放获取（OA）论文。论文指出，一种名为抗-HMGCR肌病的罕见自身免疫性疾病，症状与LGMD高度相似，常被误诊。因为论文是开放的，珍娜得以仔细阅读并带着它去见了自己的临床团队。检测结果证实，她患的正是这种可治疗的免疫性疾病，而非此前认定的遗传病。调整治疗方案后，她的肌肉恶化速度显著减缓。
这个改变命运的故事，让Kelly Cobey更加坚定：开放科学不是口号，是能救命的实在力量。而这位渥太华大学心脏研究所的“开放科学带头人”，十年前还是个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博士。她的转型，始于一场学术丑闻。
2011年，Kelly读博时，知名社会心理学家Diederik Stapel被曝15年伪造55篇论文，连累众多年轻学者删简历。“为什么造假能藏这么久？”她开始质疑：若科研过程更开放、数据更透明，会不会避免这种悲剧？
2015年，她抓住渥太华医院“期刊学中心”的工作机会——研究开放科学、科普科研诚信，哪怕当时她连“元研究”（研究科研本身的学科）都没听过。面试官后来评价：“她对‘用证据改生态’的执着，一下子打动了我。”
Kelly最擅长用“实在事”推开放科学：她把Jenna的误诊故事做成科普，让更多人懂“开放论文能帮患者自救”；揭露顶尖机构学者发“掠夺性期刊”（收钱不审稿），还在《自然》发声，推出“出版事实标签（PFL）”——像食品标签一样标注期刊质量，倒逼5万+期刊透明；牵头给“掠夺性出版”下统一定义，联合41位学者出版商解决学界难题。
她还推动更根本的改革：作为全球“科研评估宣言（DORA）”联合主席，她反对“唯影响因子论”，帮机构设计多元评估体系，让科研价值不止看论文。
“多数时候，会议室里不是反对就是敷衍。”Kelly坦言“倡导倦怠”是常态，连申请科研基金都因“贡献太非传统”碰壁——产假、开放科学推广，这些在申请表里“不算数”。但她有自己的办法：“去支持度高的地方做事”。比如现在牵头的1.09亿加元“脑-心互联”项目，强制要求开放数据、建共享平台，用成果说话。
对想跨界的年轻研究者，她只有一句建议：“找到你的可转移技能——我靠心理学练的‘懂人、会沟通’，在推改革时特别有用。”十年过去，Kelly从心理学博士，变成了改写科研规则的人。正如她刚入职时领导说的：“我不懂你具体做什么，但我知道这很有价值，且会越来越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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